1950年8月1日，溥仪与另外263名伪满洲国战犯，被苏联移交给中国政府。

此时的溥仪心理压力非常大。

一方面他是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他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做过伪满洲国的皇帝，在做伪满皇帝时，做过一些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堪称汉奸。

因此，溥仪也清楚，如果要给他定罪，政府枪毙他10次都不冤枉。

所以，当溥仪发现政府并没有打算枪毙他，反而是把他和那些战犯们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思想再教育和劳动改造时，心里一颗石头才终于落地。

（补袜子的溥仪）

尽管溥仪在这之前，一直过着被诸多人伺候的生活。

但是他在战犯管理所里，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一直积极表现着。

做个普通人，成了他的理想之一。

溥仪不光每天干劳动，还积极不定时向所长汇报思想。

除此外，他还对医学有了深厚的兴趣，且还学会了针灸，以此来帮助别人。

对于溥仪思想和行为上的转变，所长非常高兴。

有一段时间，全国上下都在宣传“除四害”，战犯管理所自然也积极地开展这项运动。

所长曾问溥仪有没有打死过蚊子和苍蝇？溥仪老实地回答，从来没有过。

所长也能理解溥仪，毕竟之前他是皇帝，前呼后拥，打蚊子苍蝇的事轮不到他做。

所以所长就交给他一项任务，要他抓两只老鼠当作战绩。

溥仪犯了愁，一是他真不知道怎么抓老鼠，二是他也不知道去哪里找老鼠。

结果这事被其他战犯知道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给他出主意，甚至有人还特意帮他做了个捕鼠夹子。

在大家的努力下，溥仪还真抓到了老鼠。

这让溥仪十分高兴，马上去向所长汇报战绩。

所长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很好，你能捉老鼠了，说明现在的你和过去的你已经不一样了，这就是进步。

”

谁知，所长这番勉励的话，却让溥仪感觉五味陈杂。

他模糊地意识到，皇帝的标签已经像烙印一样刻在了他身上。

想要让人们不要一说到他，便想到他曾经的身份，这是一件极不容易办到的事情。

于是，在经过反复的思索后，溥仪为了让组织对他的思想动态有更直观的了解，他开始写自我检讨材料，并在材料中揭发了日本政府和伪政权的种种罪行。

溥仪的举动得到了所长的肯定。

随着检讨材料增多，内容也不断丰富，于是在上级的指示下，溥仪准备撰写《我的前半生》。

（溥仪和苏联军官）

其实，溥仪曾在他的“反省笔记”中提到，他在苏联的时候，为形势所需，也曾把一生粗略地写成了一本“陈述书”，但那个材料写得“很不老实”。

溥仪在被关进战犯管理所之初，由于对外面的情况，都是通过管教人员知道的。

尽管他在公开场合，不管是劳动，还是政治学习，都表现得非常积极。

但他内心对管教说的话将信将疑，而这种“死不死，饶不饶，也成了他的心理负担。

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会趁管教人员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占卜，或者“夜观天象”，以期望能找寻一丝对自己有利的征兆。

好在溥仪没有受太长时间煎熬，他便看到了希望。

先是政府为了对他和其他战犯进行思想教育，组织他们到一些厂矿去参观。

他通过参观，不光了解到了新中国的欣欣向荣，同时他还听了不少曾经受过日寇迫害的受难者的演讲。

得知在他做伪满皇帝时，日寇在东北一带犯下的血腥罪行，这些对溥仪的触动很大。

此外，在政府安排下，溥仪的七叔载涛带着他妹妹韫颖和韫馨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来探望他。

亲人们的到来，让溥仪欢喜不已。

再听说爱新觉罗家族其他人的消息后，他十分感慨地说，他没想到他还能见到亲人，他觉得这像在做梦一样。

不过最终让溥仪卸下思想包袱的，还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毛泽东在那次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对被俘战犯一个都不能杀”的主张。

并且还特别强调，哪怕是被俘的宣统皇帝也不能杀。

当时，有人把毛泽东的话带给了溥仪，溥仪忍不住热泪盈眶地说：“我认识到我的罪恶，是应该受到祖国严惩的……多年来，政府不仅没有惩处，而且还在各方面都给予宽大，这是我没想到的……”

（溥仪在学习）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溥仪打心眼里感受到了国家政府的恩情。

同时他也真正从思想上开始向认罪的方向转变。

当时，溥仪写《我的前半生》，也是政府任务，所长对此十分重视。

还特意把溥杰派到溥仪身边，做他的助理。

于是，从1957年起到1959年这段时间里，由溥仪口述，溥杰执笔，把溥仪从3岁登基一直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经历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字数大约在45万字左右。

溥杰曾说，当时只是把这件事当政治任务，因此没认为这是一部回忆录，而是把它当作自我检查的材料来写。

所以他从头到尾一直都以溥仪的口述为重，几乎不能称为书。

《我的前半生》撰写完后，就被油印了几十本，分别呈送公安部领导，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参阅。

同年冬天，抚顺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大会，当时，所有的战犯都参加了这次大会，溥仪也在其中。

其实在这次大会之前，领导曾找溥仪谈过话。

当时溥仪就表示：“这次赦免有谁都不能有我，我罪恶严重，论表现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的条件。

”

但是在谈话后，溥仪却对相熟的战犯说：“如果这次能特赦我，完全是党对我的宽大。

认为我有了做人的资格。

我前半生有罪，党指给我改恶从善的道路，后半生我一定要好好跟党走。

”

在特赦大会开始前，溥仪内心还很沮丧，认为他是没有希望了。

然而让他颇感意外的是，在宣布特赦名单时，居然宣布的第一个就是他的名字。

等他从领导手中接过《特赦通知书》后，他眼泪早已打湿了脸颊。

（溥仪接受《特赦通知书》）

特赦不久后，溥仪就登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

望着车窗外的风景，溥仪心里很不平静，他从包里掏出笔记本，很认真地写下了：“祖国，我的祖国啊，你把我造就成了人。

”

1960年，由于中央领导认为《我的前半生》很有教育意义，于是在公安部的指示下，把《我的前半生》的修改和出版工作，交给了下属单位群众出版社，并由编辑李文达负责该项工作。

于是，从1960年到1964年，李文达与溥仪通力合作，由溥仪口述，李文达负责执笔，再经过不断走访，完善资料，在经过反复修改后，终于定稿。

1987年，根据《我的前半生》改编的影视作品《末代皇帝》在上映后，轰动一时，并且还夺得了奥斯卡大奖。

这也让《我的前半生》一度成为当时的热销图书。

如今，溥仪已经离世已经快60年了，但《我的前半生》却依然受到不少历史迷们的推崇，想必这个结果是溥仪当初完全没有想到的吧。

（参考资料：《我的前半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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