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是一个神奇的国度，狂欢节和足球运动让“热情”成为她的标签，毒枭和罪犯又使这样的热情蘸满疯狂，黑道成为她历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里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本该是个富饶的天主之国。

实际上，巴西却是世界上极端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最富裕的六个人掌握的财富几乎和超过一百万最贫困人口所拥有的财富一样多。

巴西曾经的首都里约热内卢就是这一社会的小型缩影，茨威格曾说：“上帝花了六天时间创造世界，第七天创造了里约热内卢。

”其繁华美丽可见一斑。

这座旖旎繁华的大型城市背后却有着整个拉美地区最大数量的贫民窟，闻名世界的大黑帮“红色司令部”长期统辖着这里。

无地农民的栖息地

贫民窟的起源还要从殖民地时期说起。

十九世纪初期，巴西大庄园主为了扩大其蔗糖和咖啡生产，不断输入奴隶充当劳动力。

随后数年，非法输入的奴隶数量一直在增加，每年至少五万人。

罪恶的黑奴交易甚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巴西最盛，里约的奴隶数量比南美洲其他地方的奴隶数量加起来还多。

直到巴拉圭战争爆发，为满足国家的军事需求，政府不得不向个人和修道院购买奴隶。

部分奴隶被招募到军队中，他们因此获得了部分自由，转变为皇家奴隶或国有奴隶。

这种情况下，奴隶主遭到了强有力的道义打击，奴隶经济的破产也在加速进行。

到巴拉圭战争结束，奴隶制的危机已经深化，废奴主义运动的力量日益强大，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

1871年9月17日，政府颁布一项法律，宣布从即日起，女奴隶所生的所有子女将被视作自由民，并设立一项国家预算金，用作向奴隶的主人购买奴隶。

废除奴隶制的呼声越来越高，被压迫的奴隶们为此奋斗了十余年，终于在1888年取得最后的胜利。

这年六月，政府通过了法案，宣告在巴西废除奴隶制，表示与此相违背的一切规定予以取消。

这一法令改变了巴西的整个社会面貌，城市和工业开始快速发展，欧洲移民的收入明显增加。

这样的不平衡发展让巴西直接跳过了土地改革的步骤。

被解放的奴隶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但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力，土地依旧掌握在旧时奴隶主手中，他们很大程度上依旧在为他人劳作。

城市与工业经济兴起后，大量没有土地的黑人来到城市务工就业，他们活动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聚居在廉租房。

随着贫民的大量涌入，加之他们的教育水平有限，城市没能提供相应的就业环境，无业游民只好自己在城市角落搭建住所。

起先是简陋的纸板房，条件好些后改成了木板房，久而久之这个角落形成了一种规模，面积逐渐扩大，聚居人口愈来愈多，木板房换成了钢筋水泥，贫民窟初见雏形。

这里没有政府管辖，没有规则束缚，贫民窟有着一套独特的运行机制。

它就像是繁华城市里的下水道，两方相隔很近，面貌却千差万别。

这里的居民也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有些人为了温饱会在城市做着底层工作，有些则靠偷抢维持生计，不论何种方式，人们在此几乎实现了自给自足，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

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没能清缴掉这片区域，反而使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小社会，职能完善，商场、学校、餐馆，应有尽有。

但他们缺少机会、缺少必需品、缺少好的医疗、缺少教育，贫穷在这里代际相传，犹如一种诅咒。

黑帮统治的小世界

与贫民窟发展历史相应的，是巴西黑帮的壮大。

巴西黑帮的前身是一支城市游击队，建立之初是为了反对军人独裁政权，其成员主要是受过良好教育、属于城市中产阶级的年轻人。

基于几次游行抗议无效，一些领袖便认为武装斗争才是从政治上反对军人政权的唯一途径。

他们的早期活动主要是抢劫银行，从军队武器库盗取武器。

之后愈发猖狂，谋杀、绑架之类的案件层出不穷，他们以此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来争取谈判的筹码，这两股力量的抗争持续了数十年。

巴西军权政府损失很大，这支运动队伍也不例外，被捕者数不胜数，他们大多被关进格兰岛监狱，与众多亡命之徒混在一起，这个监狱号称是里约州最危险的监狱。

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就像任人宰割的小绵羊，那些穷凶恶极的罪犯将他们视为发泄工具，欺压、凌虐、谋杀的事例数不胜数。

知识分子只能抱团取暖、一致对外，渐渐形成高度的纪律性。

他们抗议监狱的不公待遇，为自己争取福利，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这引起了重刑犯头目的兴趣，他决定和这些知识分子合作，成立一个监狱组织。

这一组织就是后来的“红色司令部”，至今仍令人闻风丧胆。

力量壮大后，他们迅速统一了监狱，一些狱警见势也加入了他们，帮助组织中的几个大头目越狱。

他们选择贫民窟作为自己的大本营，这里人多，可以发展势力网，最重要的是此地无人监管，简直是一处天堂。

贩毒、走私军火、色情交易，他们的犯罪版图横跨国际，发展成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黑帮组织。

贫民窟的一切都在黑帮的掌控之下，没有规则这里的规则。

这里的人恣意洒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也可以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加乌烟瘴气。

脏乱差的治安环境最易滋生出种种罪恶，贫民窟将这一条理展现得淋漓尽致。

其中，最典型的当属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

据统计，里约共有人口640万，贫民便占到了140万，城中大大小小的贫民窟将近800个。

这座城市的凶杀率常年稳居各大国际城市之首，每十万人有二十四人死于凶杀，按这个换算法，若里约的凶杀率为24，居其下位一名的美国则仅为5.1。

警匪冲突，帮派纠纷，毒贩猖狂，军火无制。

这里是罪犯的天堂，连上帝也不愿光顾。

“各种各样的武器，各种各样的帮派，枪声在每个清晨响起，一直持续到深夜。

”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贫民窟，每天都有人被捕入狱，每个人都一问三不知。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算身处这样的深渊，当地居民却认同感极强，85%的人不愿意离开，94%的人认为自己幸福。

用“魅力”这个词来形容这一现状似乎不妥帖，或许电影《上帝之城》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参考答案。

这应当是最贴近巴西黑帮、里约贫民窟生活的一部影片，原型都能在历史上一一对照。

各大帮派势力错综复杂，敌对火拼是常有的事。

黑吃黑消灭对手，赢下枪战的一方获得一定主动权和管辖权，这时居民们就能收获短暂的平安。

以暴制暴是这里维持秩序的唯一有效方式，帮派纠纷中难免有大量无辜者牺牲，有无辜的牺牲就会有不断的仇恨。

在这里，善良的普通人有之，更多的则是为保自己和家人平安加入黑帮的人。

整个贫民窟的犯罪势力交错盘结，居住者大多已习惯了这种独特的生活，与其说是对其生活的认同感，不如说是他们的幸福阈值太低。

在我们看来最基本的生命保障却是他们所追求的最高幸福。

对于罪犯来说，里约的贫民窟是一座，对里约这座大城市来说，这个历史问题有如一颗毒瘤，短时间内奈何不得，但它时刻危害着这座城市的正常运行。

所谓的无政府管辖，不是政府放任其不管，从不作为，而是因为管。

警匪之间亦有暗地里的勾结，有些腐败警察黑白两道通吃，两头拿钱，赚得盆满钵满。

如此一来，这颗毒瘤侵害更甚，也愈发无力管治。

值得一说的是巴西两任总统对贫民窟问题截然不同的两种整治方案。

前总统卢拉上台后，曾发表言论说，“如果在我任期结束时，全体巴西人都能够吃上早餐、午饭和晚饭，我就完成了自己一生的使命了。

”

“零饥饿计划”是他提出的第一个重点施政计划：给贫民窟的居民提供有条件的补贴，一是必须送孩子入学并保持85%的出勤率。

二是他们的孩子必须接受社会公共服务，比如体检、疫苗等活动。

这让贫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相较于卢拉总统将贫民窟治理的重心放在其居民身上，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则更多地将重心放在黑帮身上。

他采取的是以暴制暴的方式，放松对枪支弹药的管制，让他们黑吃黑。

同时政府加大清剿力度，提出一个“平定贫民窟治乱计划”，将消灭黑帮组织定为政府的头号执行任务，名曰“扫毒”。

实施之初，警察每天都在这场活动中杀死大约五个人，死者大部分是有色人种，平均每23人中有1人为误杀。

理论上说来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应当有效，事实上这只会让政府与黑帮势力陷入一种死循环。

政府清缴力度愈大，黑帮的抵抗愈烈，清缴活动让本聚居于贫民窟的犯罪分子四处流窜，犯罪地点扩大至其他城市，治标不治本，反而让犯罪势头更甚。

时至今日，巴西的高犯罪率依旧同他们的足球一般闻名世界。

黑帮地位更甚当地政府

十分讽刺的是，在巴西贫民窟，黑帮似乎比政府更加“亲民”，总统博索纳罗不喜欢黑人，更不用说居住在贫民窟的底层人。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让政府的不作为体现得淋漓尽致，总统那句“考虑到我曾经是运动员，就算我感染了病毒，我也不会担心。

”更是为人津津乐道的经典笑话。

无视世界卫生组织的防护准则，带头拒绝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撤销掉地方政府颁布的封锁令，呼吁人们回自己岗位工作，一系列迷幻操作让巴西死于新冠的人数位于世界前列。

贫民窟毗邻富人区，且人口密集，150万人集中活动在一个极度狭小的区域，如果疫情在此传播开来，这一小社区将面临毁灭性的打击，特别是在没有足够医疗帮助的情况下。

政府不重视、不防控，最终竟然是黑帮组织暂停了一切活动，制定了封锁不得随意入内的规矩，以遏制新冠病毒在贫民窟的爆发。

“我们需要强制执行封锁，社区宵禁现在开始实行，我们对此是100%的严格要求，所有人不得外出，都留在家里。

我们不想要病毒在社区传播，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社区免受外国佬的感染，尽一切办法。

”

暴力威胁一直是他们的统治法则，黑帮成员开着皮卡车、架着高音喇叭、拿着冲锋枪在街上巡逻，警告各家各户关闭门窗，不准随便上街，不允许人员流动。

政府的无作为使当地居民异常配合黑帮的宵禁令。

此外，因贫民窟里医疗防护资源极度缺乏，黑帮头目甚至要将外用酒精或者其他东西勾兑成手部消毒液。

和巴西总统不同，他们更加遵守卫生规则，还免费向居民分发口罩、手套和酒精。

“我们帮助居民，因为现在卖毒品没有任何好处，居民是贫民窟的心脏。

”一位黑帮成员如是说。

对于这里的居民而言，有组织有纪律的黑帮比不作为不管事的政府好上太多，尤其是在与新冠病毒的抗争中，二者截然不同的态度让居民对黑帮更有认同感。

当地人称他们从来没依靠过政府的医院，从来没指望过国家任何事，政府几乎不给他们机会，那些高层眼里只有资本主义，压根看不到社会中最穷的那批人。

疫情破坏了贫民窟里自给自足的生态环境，没有工作，失去了收入，小社区内的买卖就被动陷入停滞，餐馆、商店在三月份几乎都关闭了。

这期间，贫民窟里的医用防护用品的支出都是由黑帮支付。

这大概是二十一世纪最魔幻的场景之一，同时也不乏讽刺。

巴西政府要何等软弱不作为，才能让黑帮组织代发封锁令，依靠黑道力量最大限度庇护贫民窟居民的生命安全。

道义上说来，黑帮的庇护无法抵消他们视人命如草芥的各种凶杀，也不值得贫民窟居民对此感恩戴德，更不会因此对黑帮改观。

如他们自己所说，贫民是黑帮的心脏，是他们赖以生存、能为他们创造一定价值的廉价劳动群体，维护贫民窟，就是在维护他们自己的运行资金链。

黑帮与贫民窟早已在历史的洪流中渗透融合，他们既是压榨与被压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同样也是相互依存，相互信赖的关系。

这样的矛盾让这个小社会维系至今，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巴西政府显然没有黑帮组织觉悟高，尸餐素位的高层不知道民众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底层人民更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特殊力量。

前总统卢拉的治理颇有成效，可惜没能继承实施，现总统在他们眼中就是个不愿承认的独裁者，早已失去了公信力，这同样是这个国度的一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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